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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ADC药物的研发经常被视为一则成功的故事，但现实并不总是那么美好。
在9月23日，阿斯利康与第一三共共同宣布了他们的TROP2靶点ADC药物Datopotamab deruxtecan（简称Dato-DXd）在二/三线治疗HER2低表达或阴性乳腺癌患者的研究未能达到总生存期的主要终点。这一消息令本就充满挑战的新药研发路程增添了新的困难。Dato-DXd曾被视作继DS-8201之后另一个备受期待的ADC药物，然而在两个关键适应症的开发中接连失利，导致阿斯利康的股价在上个月大幅下跌近13%。
Dato-DXd的挫折并非孤例。今年初，另一种TROP2 ADC药物，吉利德的Trodelvy，也在治疗转移性NSCLC的研究中未能达到主要终点。此外，5月30日，吉利德宣布该药物在尿路上皮癌的关键III期临床试验中失败。这两款药物的开发障碍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商业化目标，并对ADC领域曾经的期望带来冲击。
对此，长期关注ADC领域的投资人陈漫（化名）表示，这并不意味着ADC药物效果不好或TROP2靶点无效，而是在于这些大适应症的治疗选择已经非常丰富，这对研究结果造成了一定的干扰。在Dato-DXd乳腺癌试验中，对照组中化疗患者的比例偏高，因为使用已经获批的DS-8201药物，可能提高了对照组总生存期的结果。
尽管阿斯利康和吉利德在这一领域暂时失利，但这也成为一种提醒：各公司在临床设计和适应症选择上需要更加谨慎，注意到“大癌种”开发的潜在风险。
进入2024年，ADC药物的热门靶点在开发中遇到了一些障碍。 Cladin18.2和HER3等靶点也面临类似问题。这些靶点因为其潜在适应症而受到关注，但现有的治疗手段同样面临不少挑战。
在中国，热门靶点ADC药物发展迅速，这是因为早期数据容易见效，所以适合与大公司合作进行开发。然而，尽管表现优异的ORR数据，ADC药物在未成熟的OS之前可能会遭遇“先甜后苦”的状况。
对于药企来说，如何在靶向人群中平衡毒性和疗效，以及妥善筛选合适的患者，都是关键。同样重要的是，确保药物linker的稳定性，以避免非肿瘤组织的毒性。
阿斯利康意识到前景的挑战，正尝试通过使用新生物标志物预测患者的临床结果，来改进Dato-DXd的治疗效果。这不仅回应了对该药物疗效的质疑，也为其未来市场应用铺平了道路。
中国的ADC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保证其产品的独特性。这可以通过在疗效、安全性、联合用药或新靶点上取得领先地位来实现。尽管大癌种适用性广泛，但由于竞争激烈和高昂的研发成本，使得在小适应症领域快速发展成为许多生物科技公司的选择。
中国的ADC药企在卵巢癌等未被充分关注的领域逐渐崭露头角，如恒瑞和BioNTech在TROP2 ADC治疗卵巢癌上的布局，正在证明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。这样的举措，无疑在全球竞争中为中国ADC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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